中国社会学2019年学术年会“科学社会学分论坛”综述

学术活动年会论坛2020-05-24 02:56

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学2019年学术年会“科学社会学分论坛”综述

2019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于712-14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中国社会学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在年会设立科学社会学分论坛。本分论坛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承办,赵万里教授为论坛总负责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哲学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协办。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清华大学洪伟副教授主持,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致辞。本次论坛以“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为主题,考察我国科技事业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特征,反思科技应用产生的社会后果,分析当代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与会学者围绕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科技改革发展经验的社会研究、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科技创新与治理的社会学议题、面向智能时代的科技与社会等议题报告自己的研究、分享了相关成果。

一、科学体制与科学文化

科学共同体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关注科学共同体的议题包括了科学体制研究与科学文化研究。与会学者就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科学界的不平等、职称制度、科学院制度以及绩效制度等具体研究议题进行了分享和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延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卢阳旭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学术权力的不同维度及其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遵循传统学术文化和师道规范的导师更受学生欢迎,而更高的权力地位和更强的市场取向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导师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虽然当前中国大学文化日趋分化、复杂,但学术文化仍占据主流地位,管理文化和商业文化尚未形成根本性的“僭越”。

科学家合理的时间分配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产出。过多的行政和社会活动可能会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高峰、孔青青、徐飞对中外杰出科学家行政、社会和学术任职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以中科院院士为代表的中国杰出科学家不但任职种类多、数量大、时间长,而且在当选前后不同阶段、不同任职类型的任职数量上也显著高于诺奖获得者。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杰出科学家在整体的工作时间分配和各类任职承担方面都有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空间。

海归科学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科学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鲁晓分析了本土学缘关系对海归科学家学术就职影响。本科毕业院校的声望显著地影响千人计划引进结果,具体表现为,具有高声望的本科毕业院校的申请者更有可能获得高声望的学术职位,同时也更容易在本科母校获得教职。

近年来,青年科研工作者工作压力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石长慧、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王卓妮、中国人民大学赵延东对研发人员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与职业倦怠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研发人员的职业倦怠程度总体不高,其中内源性压力、外源性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及工作压力总体均对研发人员的职业倦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在外源性压力、人际关系压力以及工作压力总体对研发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内源性压力对研发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职称是科研人员晋升的重要路径。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邓大胜、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研究员史慧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分析,探讨了我国职称制度的变迁过程:作为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措施演化成独立的职称制度,在市场转型背景下职称制度的基本功能日渐弱化或被取代,而职称被淡化、职称制度被边缘化又加剧职称制度改革的虚化。从制度研究的角度来看,职称制度变迁的案例,是有助于理解制度生成、发展、终而走向失效或冗余的一个标本。

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赵超分析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国家科学院的正式制度、再生产与治理。澳大利亚科学院与新西兰皇家学会尽管在理念、架构以及运行模式上都脱胎于英国皇家学会,但都根据自身实际,演进出了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借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合法性”概念视角,赵超认为澳新国家科学院在其法律制度文本、会员事务以及治理结构上的一系列实践与安排,都是试图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相契合、并不断从这种制度环境中获取合法性资源的结果。

河南科技大学付连峰、王方兵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激励效果。绩效工资有效地提升了科研成果的档次结构,但这种提升是以低层次成果减少为代价的。绩效工资引发了基于经济理性的逆向选择问题,造成了科研成果的平庸化,未能在个体层次上改变多数人的发表模式与科研惯习。绩效工资需要一系列的组织与制度建设措施与之匹配。科研能力作为制度设计和激励效果的中介,能够通过改变预期收益和理性决策而破解逆向选择问题。

清华大学李秋甫对科学家的科研合作进行了研究。他以清华大学、南阳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为例,分析了中西方科研合作模式的差异,认为东亚文化下的科研合作模式更多地呈现出“集体性”特征,合作较为普遍,而西方文化下的科研合作模式“群体性”特征突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合作较少,并呈现固定、双向的交流。文化因素是影响机构内科研合作的重要因素,中西方呈现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的科研合作模式。

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赖世文运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以Ketamine药物研究为例,研究科学家学术社会资本与学术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学术社会资本对核心科学家和对普通科学家的作用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网络规模和网络效率与科学家学术创新成果呈U关系。赖世文认为专业性默会知识的传递是科学家的学术社会资本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而默会知识的成功传递有赖于科学家之间长期深度合作。

清华大学王蓉所提交的论文关注的焦点在科学技术的加速与科学家的态度危机。王蓉认为科技创新为现代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推动,但是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出现了大量的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的事件,在社会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基于科技加速的背景,现代科学家存在的科研不端、失范的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复杂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徐素田、安徽师范大学王思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汪凯则从新闻插图的视角分析了科研人员群体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通过2017-2018年《科技日报》所刊1067幅科研人员新闻插图,研究发现在数量占比、与新闻内容的匹配程度等方面,女性科研人员均低于男性科研人员,证实了女性科研人员在新闻构建中的缺席趋势加剧这一基本假设。其成因为普遍存在的新闻偏见。

 

二、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本次论坛中,众多与会学者对科技与经济、政治、现代化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分析。

清华大学洪伟副教授关注了清洁技术推广中的社会问题,对西北某村庄进行的清洁炉灶项目进行了追踪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研究当地村民对空气污染的理解和感知、以及在参与清洁炉灶项目和通过空气质量检测仪看到PM2.5读数之后的变化。研究认为要改善农村地区人民的空气质量,炉灶的改造、技术的提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真正的困难在于意识的提高和习惯的改变。研究者也希望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推动村民环保意识的提高。

多位学者关注了科学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的相关议题。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系朱依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何光喜通过科学聚力模型分析了新闻从业人员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持中性或反对态度。通过构建了一个科学距离解释模型,研究者对影响新闻从业人员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知识距离”和“社会距离”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态度均有显著解释力。对“知识距离”变量分析中,具有理工农医教育背景者态度更加积极;是否掌握科学方法有显著影响;转基因知识也有显著影响。“社会知识”变量中,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具有显著解释力;与科学家的社会网络关系,除了通过影响对科学家的信任和“知识距离”外,对态度也有直接的积极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薛姝则研究了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动力机制与障碍因素。根据相关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分析,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的动力机制呈现四维度框架特点,包括纵向的主观、客观两个维度,以及横向的组织和社会层面、个体层面两个维度。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的障碍因素包括四个层面,个人因素、渠道因素、制度因素与受众因素。因此,在激励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的政策路径选择上,需要充分结合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的动力特点,并找准障碍因素,提升科普效果。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正对知乎平台上的转基因话题的科学传播现象进行了基于网络民族志和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分析了知识分享网络中科学家群体话语特征。其所关注的焦点为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群体与公众之间的边界设置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科学传播系统内得以实现。杨正认为新媒体环境的出现以及科学传播模式的转变都开始从多角度逐渐消解了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绝对话语地位。但是,科学家仍然通过采用一系列的话语手段试图在与公众的互动中继续建构话语边界以维持自身的话语权威。

中国人民大学赵延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黄磊、北京大学梅亮对科学资助组织开放获取政策实践开展了比较研究。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持续发展,科学资助组织已经成为了这一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该研究在对开放获取概念及主要内容的辨析基础之上,对欧美及亚太地区主要科学资助组织的开放获取政策实践现状展开了比较分析,构建了开放获取政策实践的“过程-层次框架,归纳总结了开放获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进一步梳理了开放获取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如何衡量科技创新产出一直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难点问题。清华大学博士后雷小苗在科技创新体系范畴内分析了“创新绩效假象”的形成机理与破解路径,从国内外的创新实践中提炼科技创新体系的结构规律和运行机制,提出了“三元串联协同”和“三元并联互动”两种不同的科技创新体系理论概念。分析结果显示“三元串联协同”科技创新体系更易产生“创新绩效假象”。破解“创新绩效假象”有两种路径:一是继续坚守传统的“三元串联协同”科技创新体系的同时通过完善TTO机制和技术转移经理人制度等弥补科技成果转移中介组织的缺失,或者通过建立国家科技创新委员会和国家创新协作平台来改变政府顶层设计的缺位。二是向三元并联互动科技创新体系转型,同时通过基础研究分层,应用研究分类,产业化分流的制度设计避免同质化竞争。

科学技术与社会传统的冲突是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必然出现的现象。华侨大学副教授郭荣茂将注意力集中于现代技术与传统习俗的衔接问题。他基于技术史的文献分析和大量闽台传统节日习俗的田野考察,从建构论的视野探索闽台传统节日习俗与现代信息技术衔接的发生机理,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习俗与现代技术的衔接,困难重重但并非绝人之路,习俗与技术的二元论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备的,社会共建可能是一种可行的门径。

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黄祖军通过对自贡井盐技术行会的考察分析了传统技术行会与地方秩序的关系。长期以来,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存在二元对立思维。黄祖军通过对自贡井盐传统技术的考察,发现自贡井盐技术与井盐社区互动的模式经历了从“互构共生”到“相互融合”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反映出传统技术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实践中通过互动超越了二元对立,在共同演进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天津大学讲师黄晓伟通过风险治理制度范式的起源与变迁为大家分享了政治与科学的共生论。在“服务于政策的科学”领域中,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1983年发布的《联邦政府中的风险评估:过程化管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政策咨询报告,确立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的线性风险治理模型。在政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辨识出的政治决断论、技术统治论和实用主义三种政治思想传统,有助于阐释线性风险治理模型最早产生于美国的制度根源。风险治理的制度范式经历了从线性模型向非线性模型的演变,反映出STS科学民主化研究提出的政治与科学共生论挑战了科学与政治完全分离的传统思维。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谢榕关注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新维度——数字不平等。数字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且与传统的数字鸿沟概念相比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学意涵。数字不平等领域的经验研究大多可通过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构架纳入到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分析中去。国内外研究显示,线下社会分层与线上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再现、加强和重塑的多重关系,这表明在对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进行思考时,不能忽略数字不平等这个新的向度。除了布迪厄关于不平等机制的理论外,谢榕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可以作为数字不平等下一步研究的理论工具。

华东理工大学吴佳峻、徐选国分析了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逻辑。他们以“技术与社会”的互构论视角,根据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开展的实证研究,认为以人为核心的智慧社区建设是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重要价值导向,可以回应居民需求、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强化党建引领的治理格局,但是,信息暴露、技术理性、技术依赖以及管理取向,是约制智慧社区建设朝向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多重限制。智慧社区建设应坚持“社会为体、技术为用”的逻辑,将引领社区治理朝向“以人为中心”的方向迈进。

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丁奎元关注了科技奖励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推动作用。从企业家创新模型到区域创新体系,学者们对创新动力的讨论从企业发展到了区域系统。但是创新的关键环节——科学研究不应该被忽视。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科技奖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动力科技“深嵌”于经济的理想类型可以被用来分析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科技-经济关系。在这种结构环境中,科技奖励的形式愈发多样,科学发现的财产权得到了扩展,科技奖励系统被割裂成了不同的子系统。制度性的科技奖励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互动提供了平台。

华侨大学硕士研究生李雪的研究关注点在技术建构视域中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保护与延续。在以技术理性为指导的技术实践中,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呈现解体的趋势。深入挖掘现代化的概念,可以发现上述两者之间的对抗和分裂可以实现某种交通和融合。现代技术作为现代化事业强有力的手段与方法,需重构技术理性的力量使其中蕴涵的物文化经过建构,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造性延续。论文基于技术的建构论视角并对其加以改造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与发展的合理路径。

除了科技与社会的具体研究议题,有关科学发展影响社会的综合性反思也在本次论坛中得到了探讨。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刘益东以科学发展的经典议题——科技发展是否将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为出发点,提出了“致毁知识”概念,以其为研究对象开展科技巨风险研究,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科技风险、最大危机是科技危机。他用“动车困境”、“科技伦理失灵”等机制说明危机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科技危机引发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如果我国率先发动这场革命,创建可持续创新的新科学、新技术、新产业,必将引领世界科技与社会的永续发展。

 

三、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理论研究是对话经典、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本次论坛中,与会学者对科学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国际研究前沿等议题进行了了分析与讨论。

太原科技大学常照强、王莉意图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纠偏,提出重回STS研究纲领的批判性。一直以来,拉图尔因其倡导的“广义对称性原理”和联系社会学,备受争议。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开创者之一,拉图尔不仅挥别了涂尔干传统,并且以价值中立的立场,与批判社会学决裂,从而与众多的STS学者渐行渐远。研究者在肯定STS研究应扎根唯物主义取径的前提下,引入迈克尔曼的IEMP模型的改良版,即海斯卡拉的NACEVP模型作为STS的研究纲领,以汲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重回STS研究纲领的批判性。

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刘崇俊将视线转向科学社会学“实践转向”中的“互构论”。在引入一般社会学中的社会生成论、以便同时打开科学与社会两个黑箱之时,科学实践社会学呈现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图景。鉴于此,科学实践社会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向,也就是它不再关注科学是否如实表征了社会,而是聚焦于科学与社会秩序共同生产、直至运作出恰切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实践过程。科学实践社会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政治”,将启发社会(科)学找回活生生的“自然”,从而将运作中的世界视作为一个纷繁复杂、不断重构的社会技术系统,最终从“社会-物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世界的运行。

清华大学杨海红、李正风运用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观分析了技术引进及本土化发展。技术引进与本土化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技术不适应或消化吸收效果差等问题。这一直是阻碍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观下,引进和本土化的技术应被视为一个技术系统来看待,包括技术内核子系统,组织、管理、相关服务等构成的中观子系统以及自然资源、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规范和制度等宏观要素构成的子系统,它们彼此间相互作用不断调适,共同构成并支配着技术系统的生成与进化从而形成新的技术风格。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武晨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高璐对Talking STS系列访谈进行了述评。2016年是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小组成立50周年。由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系邀请13STS领域领军学者进行了讲述STS”Talking STS)系列访谈,聚焦于STS的起源与两种传统、STS与科学技术关系的演变、STS的跨学科性与碎片化、STS的学科化、STS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方面。通过对访谈中多次出现的议题进行述评,作者希望绘制关于STS的更为完整的图景,为我国STS的发展提供借鉴。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热点

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近年来成为互联网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国燕、王伶妃分享了她们对中国互联网上的转基因漫画呈现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互联网上的257张转基因漫画的内容、态度、主题进行分析,发现吃还是不吃转基因?是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主流媒体态度更中立而社交媒体态度更反对、主流媒体更倾向于呈现选择困境和宣传推广而社交媒体最关注的主题为健康风险和阴谋论。在这背后,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被公众指责有卖国嫌疑,中国转基因食品问题中折射出浓郁的政治色彩。

中医:世界卫生组织的管理机构世界卫生大会525日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的最新版本,其中首次包括了有关传统医学的章节。这意味着中医正式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关于中医科学性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阎焱对有关中医科学与否的论辩本身进行了反思,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论争的焦点,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社会观念上,以科学占据绝对合法性的现代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备受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视。科学本身被赋予一系列社会涵义,成为价值判断的话语,中医作为他者的知识被审视;二是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以西医为代表的生物医学的诊疗方式更加适应现代国家基于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术。正是观念与治理的双重因素,使科学与否成为判别中医价值的唯一标准。

人工智能:自从AlphaGo两次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人工智能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钺分析了人工智能企业在创新性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人工智能是提升国家竞争力,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的重要一环。人工智能公司在注重自身的发展的同时可以发挥促进创新的发展和产业的共同发展的作用。

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熊健然则对人工智能开发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位于人工智能技术产业链条末端的数据标注员处于不利地位。熊健然描述了数据标注员群体的劳动过程、组织特征,并借助查尔斯·蒂利类型不平等的四种机制(剥削、机会积累、效仿、适应机制)来分析人工智能如何导致持久不平等,最后讨论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李佳薇、董华、郑宇涵、李馨怡、孙朝昱探讨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学问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生产和运用知识完成任务的通用能力。一种新的计算形式构成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他们以无人驾驶为例,分析了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过程中给传统的社会伦理学带来的挑战,以及道德风险。

五、结语

本次论坛围绕“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涵盖了科学社会学诸多方面的研究议题,既有对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探讨,也有对科学社会学前沿问题的关注。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享与讨论,交流了研究经验,梳理了研究方法。本次论坛中,传播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多有展现。学科交叉研究为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本次论坛既关注了国外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前沿,也强调了本土实践。总的来说,本次论坛主题鲜明、议题广泛、讨论充分、气氛热烈,为科学社会学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凝练特色和凝聚共识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