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生活》

学术成果专著译著2016-09-08 12:10

《废品生活》

《废品生活》,胡嘉明、张劼颖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1月。

《废品生活》的两位作者——胡嘉明和张劼颖都对所书写的拾荒群体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从200711月开始,张劼颖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和几个同学组成调查小队,开始进入冷水村。田野工作从尝试接触、进入拾荒者和收废品人的世界开始。张劼颖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才慢慢建立和培养双方的关系。胡嘉明则于2008 年底,因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关于城乡移民的研究项目来到冷水村,认识了张劼颖,之后共同跟踪调研拾荒社群,一直到2011 年。四五年之间,17户家庭成为两人稳定的调查对象,有13户家庭和他们成为相互信任、深入交流的朋友。

在她们看来,从北京这座大都市看废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在北京,废品从来就不是垃圾那么简单,它与城市文化、公民界限,甚至国家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成功把人数将近7,000的个体回收贸易人,组织为一个叫“北京市废品回收公司”的国营单位。随着计划经济的兴起,回收的旧物开始转变,报纸和政府单位的宣传印刷品成为重要的回收品。……从1966年开始,废品回收成为一个奉献国家工业的行为,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下的公民责任,号称能把每人每天节省回收的点滴,融入整个工业制造的机械里;而在当时“大跃进”期间,工业发展“超英赶美”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废品回收被勾连为“光荣建国服务”的一种日常实践(Goldstein 2006:270273)。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不只意味着往后三十多年以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更是一种新社会文化的来临——“丢弃文化”。大卫·哈维论说,丢弃文化是一种欧洲与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形式”,使用和丢弃一次性物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习惯和性格。我们不但丢弃一次性的餐具和饭盒,还丢弃太多一次性的衣服鞋袜。丢弃文化甚至蔓延到我们的社会关系,比如极速的婚姻结合和离散(1991:284308)。如今,这种丢弃文化也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2000年后的全民消费,进一步加剧“消费就是为了丢弃”的逻辑。同时,市场经济所来的通胀,让只值一分几毛的回收行为变得可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后来改名为“北京物资回收公司”的国营回收单位,也逐渐把本来驻扎社区的回收站,变成地产开发点和出租车公司项目,令原来全市两千多个回收站降为后来的几个。……国营回收单位逐渐远离了废品回收的一线,随之冒起的现象是饮食旅馆、小区百货、商场等直接跟收废品群体交易,垃圾成为一种可售卖的商品,而收废品人则争相以高价买下这些“垃圾源头地盘”,以开拓他们的废品转售生意。

《废品生活》所关注的,就是这个十几万人的收废品人群体——他们的生活,以及废品和收废品人所编织的城市化空间和实践。事实上,废品现象并不局限于北京,而是充斥在全国各层的城乡空间。这使得废品在当代中国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它标示着社会经济文化、阶级界限、国民行为和身份,都在剧烈转变。如果废品在民国和毛泽东时代都标志着那么独特的国家城市文化和现代性,今天从废品看盛世中国,可以展开更复杂的有关城乡关系、空间和城市化过程的分析。

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近未来,越发扩大的阶级鸿沟、科技、环境与就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留守儿童的教育……等诸多命题都值得我们去关切,而在这背后,作为城市生活中的“他者”,垃圾工如何获取尊严和价值,是更应该引起痛思的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些看似隐形的垃圾工,在为我们这个沉浸于“买买买,丢丢丢”的狂欢中的消费时代赋予新的意义。

 

内容转载自:凤凰网文化(微信号:fhwwhpd)长篇报道“觉得郝景芳对垃圾工太残酷?你大概没见过盛世中国里真正的‘废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