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新改革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论坛综述

学术活动年会论坛2015-08-01 05:57
 

2015“新改革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论坛综述

来源《科学与社会》   作者:赵万里、张国栋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日益迅猛,伴随“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技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与之相伴的社会问题迭次而来。从默顿创立科学社会学以来,形成了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相呼应的把社会作为解释变量、科学作为因变量的年轻的社会学分支。上个世纪末,我国社会学界把科学社会学引入中国,在多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开设了科学社会学相关课程,设立科学社会学硕士博士点,培养了一批学科人才。科学社会学论坛作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份子,紧扣社会学年会主题,贴近现实,紧随科学发展新动向,在社会学界、科技管理与政策等相关领域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多方参与的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社会学年会科学社会学论坛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轮流主办。2013年在贵阳举办的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第一次正式设立了科学社会学分论坛,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承办,主题为“社会学视野中科学与技术”;2014年的科学社会学论坛在武汉举办,由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此次在长沙召开的以“新改革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主题的科学社会学论坛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承办。

2015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理事会通过了科学社会学作为专业委员会的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师生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申请,以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作为常设机构,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等人作为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洪伟副教授担任理事会秘书长,这标志着科学社会学学术团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本次分论坛共收到论文40余篇,论文具有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特点,有30余位与会学者做了交流发言;在论文合作形式上,凸显出以导师带学生的“师徒式”、以学界知名教授带青年教师的“以老带青式”,还有不同学科之间“跨学科式”等特点;论坛交流形式上,采用了提问式交流与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式。论坛邀请了国内科学社会学、ST&S研究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如尚智丛、赵万里、赵延东、杜鹏、何光喜、王忠武、洪伟等做主题发言和论坛评议人,对参会论文进行了点评,对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新生力量做出了肯定,提出了希望,引领了方向。论坛就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科学技术与社会、新时期科学社会学研究议题等前沿问题做了深入交流与探讨,本文拟对与会论文主要观点进行简要述评。

 

图为科学社会学分论坛现场

 

二、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与会学者对于知识的民主性、马尔凯话语分析、拉图尔转译社会学思想、布迪厄理性科学观、奥格本相关思想进行了讨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尚智丛教授通过转基因生物审慎释放、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克隆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等案例的研究,探讨了公共决策中的科学技术民主问题,提出了知识民主的概念,认为其构成要素是:(1)承认多种认识论和认识方法;(2)知识以多种形式与方法表达出来;(3)知识是强化民主的有力工具。知识民主用以表达知识生产与其运用之间的新型关系,以取代以往的“向权力陈述真理但信息不足”的模型。知识民主是一种社会治理的理想形式,拥有被授权的、有能力的公民及公共事务行动者。他们能够无限制地获得科学信息,对其生产和评价做出贡献,并利用其作出理性决策。知识民主中的关键环节是公共知识的生产,并总结出影响公共知识生产的因素有(1)行动者及其角色;(2)生产过程中提出知识需求、表达知识主张、交流辩论与合法化;(3)生产空间的种类:公共空间、公共媒体与虚拟公共空间;(4)生产知识的组织形式;(5)公共问责制。他应用以上分析方法对中国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考察了中国知识民主的进程。尚智丛教授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我们不易被察觉的“知识接受”过程,研究了“我们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知识,而不是那样的知识”,具有深刻的反思性。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赵延东研究员则对研究方法做了深入细致的文献研究,对近15年来社会调查方法在我国科技政策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文章抓住“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中起步晚的特点,对2000年以来《中国科技论坛》、《科技管理研究》、《科学学研究》等10个在科技政策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期刊中的文章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对社会调查方法的使用情况、特点及相关问题,并对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中应用前景进行评价和分析,比较全面地对国内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运用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一方面重提“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以往国内科技政策研究领域采用“社会调查方法”时具有的特点、规律进行了概括总结,把调查研究与政策制订关联起来,再次肯定了调查研究对于科技政策制定的重要性。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薛晓斌副教授对马尔凯科学话语分析方法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模式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讨论了马尔凯所开创的话语分析方法在当今社会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价值: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本体论的困扰,获得了更大的应用;它非常适合观念世界的研究;它在社会学领域重要的方法价值,其可操作性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经验研究中;它在研究科学—公众关系上有重要优势。马尔凯作为科学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卓有建树者,把对科学知识的表达作为话语分析文本,并进行了可操作化的处理,对于扩展科学社会学的使用范围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郭荣茂论述了拉图尔的转译社会学,提出做好科学决策必须做好以下几点:(1)迎合他人兴趣;(2)重视物的行动作用;(3)科学事实的建构是集体行动的结果。研究结果发现,科学和技术随着行动者网络而形成、扩展和加强。文章再次强调了科学与社会之间思辨关系,科学不再仅仅是自为的存在,科学是一个多方行动的结果。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刘崇俊通过对布迪厄提出的“历史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关注的核心内容进行研究,对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向度与科学自律性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观照。一方面社会向度导致了科学自律性的相对化,另一方面社会建制为科学提供了维持较高自律性的建设性资源。他提出对于布氏主张调度科学反思性这一思想武器将科学实践历史化但不相对化,既承认科学实践是社会历史条件建构的产物,但又试图从社会历史条件中夺取科学的实践理性,从而将科学自律从社会还原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中拯救出来,科学场域内部的同行竞争机制所形成的客观结构是维护科学相对自律性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场域的入场费征收机制则通过科学惯习的型塑从主观维度维护了科学的相对自律性。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曾点关注了美国社会学史上的“奥格本学派”,该学派对促成社会学研究的技术转向具有关键性作用。文章基于对奥格本所处时代的思想史分析,展示出社会学最初转向技术研究的理论脉络。

三、科技发展与社会

科技发展与社会研究方面,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科学的社会实践、科研主体和以企业、高校科技人员为案例的研究。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王忠武教授认为科技价值观是科技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对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科技价值观历经儒家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历时态范铸与历史变迁,其基本建构逻辑是在经世致用原则、意识形态主导、国家需要和政治推动之下,由道德功利主义向政治功利主义再向经济功利主义嬗变与演进。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对科技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需要加以解构和重构。建构当代新型科技价值观的关键举措是:端正对科学技术的真理性与功利性基本关系的认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技系统的整体结构与整体价值;充分尊重和发挥科技共同体的主体性地位与作用;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同发展;国家对新型主流科技价值观的建构与宣传发挥必要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黄时进所长考察了在国家云技术战略引领下,华为公司基于云技术开发运营能力的过程。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华为公司从技术、管理和组织等多个维度与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密切配合,展开协同创新,有效地解决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技术、管理和组织问题,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并显著提升了整个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了由政府—企业协同创新的后发追赶。对于国内其它处于后发追赶阶段的高科技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鲁晓博士和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以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规范如何影响高校教师学术职位的获得。通过对科研成果、博士毕业院系、导师声望、海外经历、留校任教及性别等因素的定量研究,他们发现特殊主义对科学家分层有显著作用,而普遍主义的作用具有学科差异,由此进一步质疑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二分法的合理性,提出二者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中国学术界的职位获得和社会分层。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黄小茹副研究员从已有相关研究数据呈现科研论文成果不可验证的现状,剖析不可验证的可能的发现机制,认为因成果瞩目而引发他人重复实验、组织机构开展专门验证活动这二种机制并不是常规的、制度化的问题发现渠道和方式,很难形成针对所有论文的有效的检查机制,而一定范围内的同行(同事、合作者、领域内同行)监督和举报也在实践中面临巨大阻力。进而,论文分析了一定范围内的同行监督和举报机制、同行评议机制、更大范围科学共同体检验的失效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同行评议、重复实验、数据公开、方法论(统计分析)、科学家自身的努力等方面讨论改进的对策。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赵超博士探讨了国内审计文化的双重失效与中国社会情境中的学术治理问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缪航博士对两用性研究的伦理挑战与社会应对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乌仕明和李正风教授通过讨论对数字技术带来的隐私风险,及其背后所涉及的社会信任问题,认为数字技术之应用,已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技术发展速度的加快,致使公众与政府、企业间,在技术与数据掌握方面呈现日益明显的差距。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科技黑箱,导致了公众隐私受侵害的隐忧。透过当前数字技术前沿的发展与争议,他们提出了隐私保护意识以及后续的相关行动,以说明数字技术引发社会信任模式变迁与重构的过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张国栋和王俊雅通过收集CNKI期刊数据库中有关科技伦理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建立分析数据集,抽取关键词字段,形成共现网络。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分析了国内科技伦理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不足和需要努力的方向,文章研究发现:(1)科技伦理研究关键词网络整体密度较低,表明该领域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2)科学技术、伦理、生态伦理关键词度数排前三位表明具有较强的活跃度;科技伦理教育、科技伦理学、伦理责任三个关键词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性,表明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较少;(3)K-clique子群分析表明科技伦理研究已经形成了5个小团体,形成了特定的关联结构。他们还对国内科技伦理研究领域研究热点、特征、不足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另外还涌现出了多个案例研究: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杨舰教授和朱晨以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世纪之交的转型为切入点,探讨了国家创新体系对于产、学、研分工日益明确,新的因素致使中国科技体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大学的职能逐步细化和发生转变,大学中的研究所也因此做出了一些调整。他们以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为例,通过社会史的视角描绘微电子所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不同发展路径,及为顺应时代发展做出的调整,尝试为国家创新体系和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大学中的研究所如何定位和发展提出思考,同时也为现实中高校改革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黄祖军和赵万里教授以传统技术社区四川自贡井盐社区的研究为基础,认为随着传统技术转向现代技术,传统技术与地域社会的互构共生关系出现了弱化甚至分离趋势,传统技术社区逐渐衰落。文章以自贡井盐社区为例,论述了井盐传统技术社区的特征与重振,其重振需要重构传统井盐技术与现代井盐技术、现代井盐技术与社区文化、现代井盐技术与社区人的关系。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郭燕霞博士以太原市儿童疫苗接种为例,通过合理性阐释家长缘何和如何为孩子选择疫苗接种,检视理性选择的形成过程。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强调在有限理性中寻求满意解;同时,发现儿童疫苗接种的选择行动也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凸显出国家免疫规划制度和儿童疫苗接种文化对个人医疗行动的影响。进而,初步探索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探讨在众多个人的医疗行动过程中如何产生制度规范和文化规范,以及制度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出现如何影响以个人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系统行为。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刘翘楚对日本卓越计划的资助模式研究发现日本卓越计划经历了从“项目资助”式到“机构资助”式的转变,而卓越计划独特的竞争性经费资助模式也面临着对研究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中心的后续发展难以为继、竞争性经费的正向激励作用缺失等挑战。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韩军徽从SST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美国航天商业化进程对SpaceX公司发展的影响。SpaceX公司通过积极参与NASA为推进航天商业化而提出的两个主要计划———COTS计划和CCDev计划,获得了持续的技术、研发资金支持和巨大的商业空间。通过分析美国航天商业化进程对SpaceX公司技术产品种类和规格的影响,作者认为应以技术组织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技术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社会因素型塑技术内容的过程。

四、当代科学社会学研究议题

与会学者的当代科学社会学研究议题具有涉及范围广、学科交叉等特点。有对“科学文化自觉”的论述、对新兴科学技术组织机构的研究、从性别角度切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互联网与新媒体对科技传播的研究、对科技与媒体的关系的研究、对环境治理过程中科学角色的研究、对科技中介服务的研究、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杜鹏研究员对我国科技评价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重新审视科技评价已成为困扰国内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并从科技管理的视角入手,对知识生产相关活动的特点及其管理过程进行分析,发现科学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它明显区别于其他领域,其控制由身处研究现场的实际操作者来实施,而非受控于外部权力所建立的规则和管理体系。因此类似于行会式工作管理体系,声誉系统是对科学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核心,他由此认为,政府参与微观层面的科技管理是我国科技评价问题的根源,而有效的科学家职业化市场的建立是解决科技评价问题的关键。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洪伟副教授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马缨系统比较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性别差异在中美两国学术出版生产力方面的表现。结果显示,在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中,中美两国的女性科学家发表能力低于男性科学家,但女性工程师发表能力超过男性工程师。此外,还发现在中美两国婚姻状态的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孩子对男人和女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促进性别平等。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何光喜副研究员、薛姝副研究员和中国传媒大学法政学部朱依娜博士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大陆地区科技工作者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现状,并以大陆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为例,分析了微博上科学传播活动的现状和问题。研究发现:互联网新媒体科学传播实践已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元化发展的可喜势头,但一线科技工作者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沟通尚不充分,部分学者期望的“科学人”回归科学传播一线仍任重道远。最后,他们提出了促进科技工作者更好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政策建议。

中国传媒大学朱依娜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马缨利用2011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以高校教师为分析样本,探讨了性别、时间分配与科研产出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在时间分配和科研产出上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科研时间少于男性而家务劳动时间多于男性,SCI/EI论文产出量则明显低于男性。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时间分配模式上的上述性别差异是造成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家务时间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因性别而异,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不会影响男性的SCI/EI论文产出,但会显著减少女性的SCI/EI论文产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关系学院社会学系朱婷钰和赵万里教授从异质建构论的视角,以天津市卫津河的水质治理为研究个案,分析科学在环境治理中的行动,以及与自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治理行动中的科学,未能将自然因素视为与人类因素同样重要的行动者,继而导致了环境治理行动的表演性,这也是环境治理效果差强人意的深层原因。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黄晓伟、李正风、张成岗认为科学文化作为一种非本土文化,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文化启蒙”到“文化自觉”的过程,辨识出“科学文化自觉”的本土化历程及其当代特征对于当前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认为,科学文化自觉只有在“科学文化革新时期的融合语境”下才可能成为现实,推进科学文化建设将成为深化科学文化自觉的重要契机。因而得出,科学文化自觉在当代中国正从研究走向实践,构成创新强国建设的动力源泉。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郭兴华认为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五个子系统之一,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提升国家创新系统效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方面也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他从制度、观念、文化等方面探讨了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构建的社会生态。

五、结语

总的来看,本次论坛议题广泛,涉及科学社会学诸多方面,既紧扣年会主题又突出了科学社会学当下研究热点,如对科技伦理价值观变迁的研究、对科学文化自觉性的研究等;既重视了传统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探讨,又突出了对科学社会学发展的前沿问题的关注,如对科技组织的研究、智力组织中的科学研究、环境治理中的科学研究、转基因的研究、互联网媒体的研究、性别视角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等。部分与会论文显示出学科交叉趋向,融入了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系统工程学等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如对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的个案研究、对技术专业组织机构的研究、对国内科技伦理研究领域的探讨,促进了学者之间交流探讨与延展性思考。部分研究成果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如对环境治理中科学角色的研究、对科学技术与媒体中对新闻从业者科学素养的反思、科学两用性的伦理探讨、审计文化在中国情境中的学术治理等研究,不但对科学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还对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图为科学社会学分论坛合影